這是國內首次發布文化發展指數，提出了全國、省區市和農村“三位一體”為特征的中國文化發展指數分析框架，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07—2014）、《中國統計年鑒》（2007—2014）和政府官方網站。報告旨在借助中國文化發展指數的編制和建立來引導我國文化發展戰略目標、路徑和政策選擇，提高文化發展規劃水平，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文化發展規劃、文化發展戰略提供決策依據。
文化發展進入穩健期
“開放型是今天中國發展的主要特征，建立開放型條件下中國文化發展指數，是要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為我國文化發展提供一個可分析與度量的政策工具。”報告執筆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胡惠林說。基于此，報告從我國文化發展國情出發，針對全國層面、省級（自治區、直轄市）層面和農村構建了各自的文化發展指數體系，分別稱為“中國文化發展綜合指數”“中國省區市文化發展指數”及“中國農村文化發展指數”。
根據報告，2008年，“中國文化發展綜合指數”比2007年環比指數下跌了58.25點，2009年則在2008年的基礎上增長60.39點，此后，呈穩步增長發展態勢。這說明，在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沖擊造成的我國文化發展突發性失速后，中國文化發展開始了發展理性的恢復性修復。2011年起，中國文化發展理性修復基本完成，2011年至2013年指數呈穩步增長發展態勢，波動區間為7點。
“這一總體發展趨勢與我國宏觀形勢發展基本一致，凸顯宏觀經濟形勢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制約性影響。”胡惠林表示，縱觀2006年至2013年我國文化發展總體態勢，雖有大的劇烈波動起伏，但綜合指數值均大于100，文化創新能力和文化基礎設施指數連年遞增，這表明文化發展持續進步、總體發展幅度合理，開始進入穩健發展、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新階段。
西部正在成長為文化發展新主力
“我國文化發展呈現出東高西低的格局。東部地區是我國文化發展動力的引擎，西部地區是我國文化發展的腹地；東西部文化發展出現發展速度的結構性變動。”對于我國文化發展的總體格局，報告執筆人之一王婧如是概括。
根據報告，2011年至2013年，江蘇、北京、上海、浙江和山東穩居全國文化發展前列，廣西、甘肅、貴州、青海和寧夏等省區排在全國倒數10位，四川則是連續3年進入排名前十的唯一一個西部省區。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期間出現了顯著的發展排名的結構性變化：西部地區排名不斷靠前，而東部地區則連續后移。在2011年至2013年中，連續進步的6個省區中，除福建外，其余均屬西部省份；而連續后移的7個省區中，除重慶外，均為中部和東部地區。對此，胡惠林解釋：“東部地區文化發展的結構性調整明顯，文化發展正在逐步從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而西部地區文化發展的速度型特征明顯，正在成長為中國文化發展新主力。”
由此可見，速度與質量正在建構中國東西部文化發展新格局，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文化發展內生動力結構。而文化財政投入、文化基礎設施、文化保護傳承、文化人才資源、文化創新能力和社會文化參與，則是構成地區文化發展梯次變化的影響性要素。報告顯示，西藏文化發展的進步主要因為文化財政投入、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保護傳承提升明顯；新疆和云南以軟環境建設為主，文化人才資源和文化創新能力均有明顯提升；同時，新疆的文化保護傳承水平也提升明顯。報告預測，西藏、新疆和云南在未來文化發展中將取得更大進步。
農村文化“補差式發展”特征明顯
在這份報告中，農村文化發展首次被納入中國文化發展指數評價指標體系。對此，胡惠林表示，中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文化發展數量、速度和質量是長期影響和決定中國文化發展數量、速度和質量的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通過對比2011年至2013年的農村文化發展排名變化可以看出，浙江、江蘇、廣東和山東連續3年處在全國農村文化發展前列，新疆、內蒙古等九省區名列全國后10位。排名進步的有浙江、江蘇等10個地區，退步的有上海、山西等5個地區，前者數目明顯多于后者，這與我國實施和推進的新農村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密切相關，顯示出農村文化“補差式發展”的鮮明特征。報告認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全覆蓋推進，是形成整體性高速發展地區明顯多于相對退后地區的直接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
文化人才資源、文化基礎設施、文化經濟流量和社會文化參與度是構成和影響農村文化發展總體進步性程度的四大主要原因。報告認為，中國省區市文化發展與農村文化發展穩定與協調程度，形成并構造了我國文化發展先進、成長和待成長三大主要地區類型。此外，胡惠林坦言，中國農村文化發展指數由于數據體系尚未完善，相比其他兩種指數缺失較多，暫時還不能度量各地區的農村文化創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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