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公共文化服務外包給市場化的公司來承擔，在取得更好的社會效益的同時，節省了人員，控制了經費，還帶來了活力，這是很多地區選擇這種方式的初衷。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迅速發展，對外包市場主體的需求逐漸增加。
有實力的外包市場主體非常少，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一些地區外包招標時，甚至無人投標。
由于公共文化領域市場化的開放程度不高，市場主體的生存狀況并不樂觀，尚未找到明確的盈利模式。
政府設立的文化扶持多側重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尚缺助推劑。
日前，在2014年度國家文化創新工程項目評審會上，江蘇省無錫市無錫新區的新興城區（開發區）現代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標準化建設項目獲得立項。
依托2012年無錫新區的“公共圖書館數字化建設與創新管理”項目，無錫新區探索完善新型城區現代公共文化服務外包的新途徑，建立以市場經濟為手段、服務外包為平臺的政府分級管理新模式，為新型城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基本內容和傳統體制下的部分內容外包提供可復制的模塊及借鑒的經驗。
將公共文化服務外包給社會力量運作，這種做法在文化領域越來越常見。一方面，它讓政府從繁冗具體的事務中脫離出來，專心于法律法規和政策環境建設；另一方面，競爭機制的引入，調動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專業性，他們更能從公眾需求出發，公共文化服務的效能也會有所提高。
然而，這個“看起來很美”的服務方式是不是真如預想的那么好？記者發現，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由于能夠承接外包項目的市場主體并不多，公共文化服務的性質讓其盈利模式尚不明確，目前國家層面也缺乏政策扶持，公共文化服務外包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社會力量帶來的活力與效益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的“高雅藝術進劇場”活動已經舉辦了3個年頭，每年十幾場包括歌劇、交響樂等各種藝術門類的演出活動由專業的文化公司具體運作，演出節目都是獲得了省部級以上獎項的作品，有的甚至獲得過國際大獎。而這樣的精品演出，觀眾只需要掏10元到50元不等的票價。不僅如此，門票銷售的50％還捐給了南海區的文化慈善機構，南海區政府每年對此的補貼是300萬元。
取得了這樣的效果是之前沒有預料到的。2011年，南海區文體旅游局對廣東中山、惠州、深圳等地進行調研，還遠赴浙江等東部省份取經，發現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主要運作方式還是政府自己辦，但從服務效能上來看，交給市場，的確能夠撬動更多的資源和能量。
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人從來不懼怕嘗試，本著效率優先的初衷，佛山南海將劇場演出、圖書配送、電影觀賞等文化惠民活動公開招標。
“文化公司負責項目的運營、推廣和宣傳，減輕了文化部門的負擔，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同時他們通過市場化運作，也降低了成本。現在南海市民不但能以低廉的票價看到更好、更多的演出，而且也培養了他們正確的文化消費觀。”南海區文體旅游局常務副局長譚國洪說。2013年，高雅藝術進劇場活動共吸引了近兩萬觀眾買票觀看，上座率超過95％。
而公開招標的競爭機制也讓演出質量越來越高，盡管政府對“高雅藝術進劇場”的要求是每年15場，但最后中標的南海有為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將其提高到了18場。
將文化惠民項目交給市場化的公司來承擔，在取得更好的社會效益的同時，節省了人員，控制了經費，這是很多地區選擇這種方式的初衷。
比佛山更早進行外包嘗試的是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2009年，鄞州將文化惠民工程“天天演”外包給當時的和盛文化藝術發展公司（后改名為天天演文化藝術有限公司）運行，每年近千場演出遍布城鄉。2010年，該項目還榮獲第十五屆群星獎。
“很多地方將送戲下鄉這種項目交給文化館來承擔，但劇團采購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行為，體制內的文化館不一定更有競爭力，市場化的文化公司可能更得心應手。”鄞州區文廣新局文藝科副科長周興榮說，“而且，我們文化館的人手很緊張，全部交給文化館承擔的話，肯定需要增加人員，也會增加經費。綜合考慮，外包從經費和社會效益來看都更好。”
不僅是項目外包，當文化場館面臨人員缺乏的問題時，一些地區也選擇將其整體運營管理交給市場主體來承擔。
2009年，無錫市無錫新區圖書館建立。成立于1992年的無錫新區屬于高新技術開發區，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并不具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對應的，無錫新區的圖書館并沒有正式的人員編制。
“新區人員精簡，很多政府公共服務都采取了外包的形式，效果很好。圖書館建成時我們想，何不借鑒其他領域的做法，把圖書館的整體服務也交給專業的公司來做？”無錫新區社會事業局副局長鮑宇紅說。他們選中的艾迪迅科技有限公司在臺灣已有整體管理圖書館的經驗。圖書館的運營和管理交給他們，政府負責硬件建設以及日常監督和考核。2013年，無錫新區將文化館的運營管理也外包給專業公司。
“除了人員編制的考慮，我們還是希望社會力量能夠為文化場館帶來活力。”鮑宇紅說，外包讓館員能進能出，如果劃歸體制內，很容易造成人員僵化的問題。
找到滿意的投標者太難
盡管這些選擇外包的地區都取得了不錯的社會效益，但是這條路并非一帆風順，選到合適的外包承擔主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回想起2009年無錫新區圖書館第一次招標，鮑宇紅至今印象深刻：在網上公開招標了兩次，居然一個來投標的都沒有。“文化場館的整體外包還是新事物，這方面的專業公司太少了，很多公司甚至連招標書都看不懂。”
后來，他們得知曾負責新區圖書館硬件建設的艾迪迅公司也會承接圖書館整體管理與服務業務，在臺灣負責多家圖書館的管理和運行。最后，通過單一來源采購的方式，無錫新區圖書館交給艾迪迅管理。
與整體外包招標的“冷清”相比，文化惠民項目招標時“人氣”會旺一些，但真正符合要求的公司仍然很少。2009年，鄞州“天天演”在招標時，兩家前來投標的公司雖各有所長，但“天天演”覆蓋城鄉，一年演出近千場，這樣巨大的惠民項目，兩家公司都沒有實力承接下來。
“寧波當地有規模的文化公司太少，很多公司的主要業務只是租賃演出設備，缺乏項目整體運作和演出采購經驗。但是，‘天天演’需要下鄉演出，如果找外地的公司，項目運作起來有些困難，我們還是傾向本地的公司。”周興榮說。
最后，在鄞州區政府的推動下，這兩家公司合并，同時鄞州區政府出資（主要以物資的形式），成立和盛文化藝術發展公司，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共同承接“天天演”的運行和管理。
這并不是某個地區獨有的現象。即使在文化演藝業有一定基礎的廣東，合適的外包公司依然難尋。上世紀90年代廣東省演藝業的發展，催生了一批演藝公司，這讓佛山南海在進行文化惠民工程外包招標時，沒有那么被動。但是，與寧波一樣，在公共文化服務“攤子”越來越大的形勢下，具有一定規模、能夠承接較大文化項目的公司還是少數。
“我們把項目進行了細化和分解，形成了幾個具體的項目，外包給不同的公司運行。雖然公司比較小，但是因為項目不大，承擔起來也沒那么困難。這樣一來，更容易找到市場主體進行承接。”南海區文體旅游局文化事業科科長楊新明說。
“據我了解的情況，全國有很多開發區都在尋找合適的公司來負責文化場館的運營，但目前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市場化的開放程度不高，有實力的市場主體很少，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這其實也透露出市場需求信息：在公共文化領域，已經開始出現新的商機。”鮑宇紅說。
并不樂觀的生存狀態
由于公共文化領域市場化的開放程度較低，在政府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外包市場主體的同時，市場主體也愁于并不樂觀的生存狀態。
民辦非企業單位是公共文化領域市場主體的重要存在形式。對于很多這類組織來說，僅注冊成功，就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成立于2010年4月的上海東方公共文化評估中心，主要開展對各類文化服務機構的評估和咨詢服務，其發起人告訴記者，中心注冊成功花了長達兩年的時間，注冊之后更是3年都沒有業務可以開展。
“我們幾個發起人都是文化領域的研究者，手上有一定的資源，還找到了上海市委宣傳部作為業務主管單位，即使這樣，我們也不斷遇到各種困難，其他組織的生存狀況可想而知。僅具有業務主管單位這一項注冊要求，就不知道會難倒多少組織。”
《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有關部門、國務院或者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授權的組織，是有關行業、業務范圍內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業務主管單位。這對于很多民辦組織來說，是不小的困難。
同時，由于文化惠民工程是政府為老百姓提供的基本的普惠性服務，雖然外包給市場主體來運行，但是項目本身并不會提供太大的盈利空間。對于市場主體來說，如何實現整體盈利，目前并沒有明確的模式。
鄞州區“天天演”每年都有大約1000萬元的財政預算，這其中付給和盛公司的是每場演出500元的管理運營費。2009年至2011年，鄞州區政府對其給予了稅收優惠，但是從2012年開始，這項優惠已經取消。
“不可能給他們帶來太多的利潤。”周興榮說，“但是也不會讓他們虧損，會搭建平臺，為他們提供除了‘主業’之外的其他盈利點。”這包括：區政府舉辦文化活動時會首選和盛公司；將區劇場交給和盛公司運營，商業化的演出運作會帶來收益。此外，由于公司的“主業”就是送戲下鄉，所以鄉鎮需要節目時，也會與他們合作。這樣一來，他們的業務并不少。“就鄉鎮來說，如果純粹是之前沒有接觸過的公司去談，很難成功的。” 周興榮說。
相比下來，佛山市南海區并沒有給予過稅收優惠。“通過我們的項目，公司可以用加演來實現盈利。”楊新明說，比如，外包公司引進公益演出時，加演一場商業演出。相對于演出一場，單次演出的費用會低一些，同時公司也可以獲得商演門票收入。“降低了公益演出的成本，也提高了外包公司的收入，可謂雙贏。”
一些公司在承接政府公共文化服務項目上甚至連“附加盈利點”都沒有找到，在他們看來，合作的價值更多是來自長遠的收益。
成立于2009年的北京悠貝親子圖書館是一家推廣親子閱讀的專業機構，目前已經在北京、上海等20個城市擁有超過60家圖書館，分布在各商業中心或者早教機構。今年1月，悠貝與北京市朝陽區圖書館、朝外街道文化服務中心達成合作，負責朝外地區圖書館的日常管理和活動開展。朝陽區圖書館為此支付的費用是每年8萬元。
“我們為此配備了兩名工作人員，所以8萬元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此外，我個人也為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悠貝創始人林丹說，“還沒有想過從中盈利。我們的盈利來源還是商業閱讀活動，我們希望通過與政府合作，擴大悠貝的影響力，推廣我們的品牌。”
還需政策引導及扶持
此前來自財政部的消息稱，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今年將在全國推開，力爭“十二五”時期初步形成統一有效的購買服務平臺和工作機制，到2020年在全國建立比較完善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王全書的兩個提案，一個是《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若干建議》，還有一個談及“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他認為，現有的一些法規和配套政策不完善，制約了社會組織投入公共文化建設的積極性等。完善政策法規，激勵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文化建設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過去，政府需要向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務，就設立相應的機構，也就是現在的事業單位，政府的服務實際上由事業單位來具體承擔，但是這樣的弊端已經很明顯。現在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成為一般的社會公益組織，與其他的市場主體進行競爭，所以培育公共文化領域的市場主體非常重要。如果這種組織沒有培育起來，即使事業單位改革成了一般性的社會組織，也處于壟斷地位，競爭也就無從談起。”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巫志南說。
一些地區已經在具體的活動中注重對于市場主體的培育。楊新明告訴記者，佛山南海在舉辦文化活動時，會把一場活動的很多業務都公開招標讓社會力量來參與運行。“小的項目、單場的活動，可以給小公司機會，讓他們先從搭建舞臺，租賃燈光、音響設備開始做起，慢慢積累了經驗，才會具備承擔大項目的能力。這樣也讓文化館脫離出來，更好地履行指導群文活動、提高群文水平的責任。”
然而，在國家層面，目前對于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尚缺乏有關的政策引導及扶持，各級政府設立的文化扶持政策和扶持資金多側重于文化產業中的動漫、游戲、影視、新媒體等領域，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運作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尚缺乏助推劑。“在公共文化領域，很多公司和社團還處于未成熟的探索階段，這個時候的政策扶持尤其重要。”巫志南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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